东汉蔡伦创造造纸术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知识。但各地考古中不断发现西汉纸后，造纸术源于西汉仍是东汉，成了学术界一个争议焦点。6月15日《科技日报》的报导，再次引起重视。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文史馆馆员、宝鸡文理学院前史系教授彭曦通过20多年考证，初次提出：我国人创造纸比传统说法要提早200年乃至300年。

  “东汉蔡伦创造造纸术”一直是我国的传统说法。这种观念主要是依据来自《后汉书》。书中说道：“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注：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必焉，故全国咸称‘蔡侯纸’。”后来，这段记叙又由其他记叙或引文所证明。根据《后汉书》的重要意义和位置，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创造了造纸术。

  “其实，早在1933年黄文弼等人就发现了‘罗布淖尔西汉纸’，但其时没引起太多留意。”彭教授逐个列举了考古中发现纸的实例：西安灞桥纸，是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的一片麻类纤维制成的残纸。中颜纸，是1978年在扶风中颜村发现的。其时开掘的一处铜器窖藏中出土了麻纸。金关纸，在甘肃居延（今属内蒙古）金水关西汉峰燧遗址中发现。

  彭教授说，“真实可以证明西汉有较老练造纸工艺的，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西汉放马滩纸。这次出土的古纸纸面平坦润滑，质地薄而软，上面的地图是战国时期秦国地形图。这为纸的发现与用于书写供给了什物依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讨所、中科院植物研讨所、日本高知纸业实验场的技能判定和化验成果也都标明，至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在悠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呈现应更早。”

  彭教授仅仅很多质疑“蔡伦造纸”的学者之一。上一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460余件麻类植物形成的古纸，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的都有，其间大多是西汉时期的，有10件还写有文字。甘肃省考古所研讨员何双全以为，这些发现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创造人”的观念。

  已然依据确凿，为何争辩多年的学术界迟迟没有结论？彭教授以为，主要是一些学者觉得“严重前史问题不该容易去否定”。其实这是建立在确凿的考古发现上，典籍的记载为什么就不能更改？咱们推翻了一个“蔡伦”，但我国科技文明的前史就向前跨进300年。蔡伦是站在前人膀子上的出色科技英才，他使用政权机构优胜的物质技能条件，把造纸工艺定型和推行。他的功劳不会被否定。

  支撑“蔡伦造纸”的学者遍及对“西汉纸”的时代标明置疑。1957年以来出土的“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放马滩纸”等都是开掘陈述依照墓制或一起出土的西汉文物或竹木简上最终时代记叙而定下来的。史学家张德钧以为，单从与古纸并存的东西的年号，便据以判定这张纸的时代，这样的解决办法欠缜密，由于有许多东西尽管相隔多个世纪，也有必定的或许堆积在一起。

  对此，彭曦和何双全指出，考古陈述是在科学、严厉的办法下，对考古遗址开掘和研讨后才写出的，因而真实可信。例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古纸是从西汉时期堆积层上出土的，与其一起出土的汉简上清清楚楚地写有永光、建昭、河平、阳朔、鸿嘉等编年，并且这个堆积层中其他文物都是西汉时期的；其次，有些纸张上还写有西汉时期的文字。此外，还有一些纸张在出土时就裹在西汉汉简之上，标明其时的纸具有包裹物品的效果。

  一些专家觉得，尽管西汉时期我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这些纸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懈，不能算作真实意义上的纸。造纸史研讨专家陈启新提出，1980年，轻工部造纸所对陕西“灞桥纸”判定后以为，它的纤维很长，并且没有纤维性颤抖的现象，只能算作“出土纤维片”，不是线多位科研人员查验灞桥纸达十多次，共同否定了轻工部造纸所的判定定见。研讨标明，灞桥纸的纤维实践长度仅1～2厘米；纤维的摆放也紊乱无序，标明事前通过舂捣、打浆及抄造工序。别的，敦煌悬泉置出土的400余件东汉时期的纸在各方面都与西汉纸没多少差异。